广州黄埔军校黄埔军校1924年开学时，手里几乎什么都有，又几乎什么都没有：有校舍、有学生、有孙中山的号召，却没有足够的枪，没有成体系的军事教材，也没有能立刻上战场的部队。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借外力——借的对象是莫斯科。
理解这段关系，才能明白黄埔为什么一开始就和旧式讲武堂长得不一样。
钱和枪：一笔算不清的账
黄埔究竟从苏联拿到多少经费，至今无从确切计算，因为援款是从不同渠道划拨的。
能查到的是几条线索：鲍罗廷在军校筹备期间估计，若按苏联红军建制每营三个连，办校经费约每月1.5万至2万美元。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援款的建议由越飞提出，1923年3月8日获俄共（布）中央政治局批准，但这笔钱到位时间一再推迟。1924年3月下旬，俄共（布）中央委员会又决定推迟，同时按加拉罕建议先拨5万卢布、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。
第一批军火在1924年10月8日由”沃罗夫斯基号”交通船运抵广州：8000支带刺刀的俄式长枪，每枪配500发子弹。一批苏联顾问同船到达，孙中山写了欢迎词。
到第一次东征前，黄埔几乎没有可用的飞机，空军力量等于零；陆上兵力为2个步兵团约3000人，受过1至4个月训练。黄埔岛上有600人守卫。
顾问：三位国内战争名将先后来广州
1923年3月8日的俄共（布）中央会议上，苏俄决定应孙中山之请，向国民党派遣政治和军事顾问。第一批顾问1924年6月21日到北京，9月赴广州。
首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是巴甫洛夫（即高和罗夫），后来是契列潘诺夫；1924年下半年，布留赫尔（即加伦）到达广州。这三人都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战功赫赫的将领。苏联还派了政治顾问和陆海空三军、通信等方面的专家，其中作用突出的有步兵顾问舍瓦尔金、炮兵顾问别斯恰斯诺夫等。
到1924年底，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人数达到25人，顾问办公处设在广州东山。
制度：党代表与”为主义而战”
比枪炮影响更深的是制度。
黄埔仿照苏联红军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。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。党代表的定位很明确：对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政治行为负完全责任，有监督校内行政、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训练事宜之责。1924年7月6日，军校选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第一届执监委，蒋介石、严凤仪、金佛庄、陈复、李之龙5人当选。
教材和课程也带着明显的莫斯科色彩。军校学制6个月，以实战技术为主，但另设了18门理论课程：中国国民党史、三民主义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、中国近代史、社会进化史、社会主义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各国宪法比较、军队政治工作、党的组织问题等。其中一些课程讲的基本是当时苏联的观点——”帝国主义”课讲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；”经济思想史”归结到”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”；”社会主义”课讲的是从欧文、傅立叶到列宁主义的”科学社会主义”。
结语
黄埔军校与旧式讲武堂的根本区别，不在于它有多少枪，而在于它有一套明确的”为主义而战”的宗旨，而党代表制和政治部正是这套宗旨的组织保障。这套东西是照着苏联红军的样子搭起来的。
回头看，苏联给黄埔的不只是8000支步枪和25位顾问，更是一整套”军队该怎样被组织”的答案。这套答案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军队，也最终成了国共之间最难调和的分歧之一。
